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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崔心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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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封建王朝，由于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，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。明朝尤其如此，常被称为被灾害压垮的朝代。明末，山东一位赶考的举人将自己亲眼目睹的灾难景象记录下来，并将其绘制成《饥民图》。图中，百姓因饥荒相互残杀，互食尸体，景象惨不忍睹，仿佛进入了人间炼狱。时至今日，这幅《饥民图》仍在流传，成为历史悲剧的见证。
展开剩余83%山东自古地处黄河入海口，灾害频发。尤其在清朝268年的历史中，山东地区就经历了约245次水灾，而在明朝时，这一情况同样严重。明末万历年间，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由于旱灾频发，人民苦不堪言，社会动荡不安。根据邓拓在《中国救荒史》中的统计，明代的灾害总数达到1001次，其中水灾最多，共有196次，旱灾次之，有174次。明代中期，灾害几乎是“年年告灾，灾祸连连，甚至数省受灾”。
《明实录》曾记载，在万历四十三年，山东巡抚钱干完上奏报告，提到山东自正月至六月未曾下雨，田地干枯，百里土地如同火焚。农民、商贩等纷纷出现在街头抢夺食物，生计困苦，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。
然而，这样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朝廷高层来说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。直到万历四十四年，一份名为“举人日记”的材料让朝廷上下震惊。这份记录出自山东诸城的举人陈其猷之手，他将自己亲眼目睹的灾民苦况以《饥民图》绘制了出来。
陈其猷在图中描述，路途上的灾情远比之前所听闻的更加惨烈。那时，干旱与水灾同时发生，给山东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。陈其猷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山东的土地上，一会儿是暴雨成灾，一会儿又是干旱成灾，现在农民种地的心情已经少得可怜了，甚至不到两成。”在这种天灾的压迫下，数不清的百姓死于饥荒，幸存者只能背井离乡，四处逃难。
同时，人祸也加剧了灾民的困境。陈其猷写道：“路旁时常见到尸体，有的人甚至活生生地被切割，像屠宰的猪狗一般，周围没有人再为此惊讶。”甚至有妇女抱着死去的孩子，一边哭泣一边准备烹煮。饥荒无情，生死成了人们日常的焦虑。灾民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将同伴的尸体作为食物，身临其境的绝望让人痛心。
与此同时，地主和富农的盘剥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。由于地主手中有余粮，他们在灾年借政府的松懈，开始大肆敛财，进一步压榨贫苦农民。此时，许多百姓已逃离家园，能够依靠地主土地生活的农民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。而这三分之一的农民，却仍要承担原本所有的税负，生活变得更加困顿。
陈其猷在《饥民图》最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反问：“奈之何民不穷且盗死且相食，有如图之所绘者乎？”这句质问终于引起了朝廷少许关注，山东百姓的困境才得到了些许反思和关注。
然而，山东的灾难仅仅是明末农民苦难的一部分。整个明代的广大土地上，成千上万的百姓都像山东的灾民一样，艰难求生。在陕西等地，由于天灾，农民起义军不断崛起。李自成、王自用等人都因天灾而失去生计，最终举起反旗，起义反抗暴政。除了自然灾害，明朝政府的无所作为也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明代统治者曾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荒政，然而，荒政并非独立存在的，它需要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持。然而，随着明中期皇权的高度集中，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外，还是行政的最高决策者，政事处理的效率大大降低。特别是在万历皇帝时期，三十年不上朝，导致政治空白和官员懈怠，灾后救助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。
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衰退的双重作用下，明代的荒政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农民在天灾和人祸的压迫下，已经无力承受这场灾难，社会动荡加剧，最终朝代也走向了灭亡。
陈其猷的《饥民图》不仅是山东灾民悲惨命运的记载，更是明末全国百姓苦难的缩影。除此之外，明朝的其他历史记载也展现了当时的灾情，许多学者甚至将明朝称为“灾害型社会”，认为灾害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的确，天灾导致粮食短缺，物价暴涨，百姓的生活几近崩溃。无法承受饥饿与贫困的百姓，纷纷流离失所。由于灾情严重，而朝廷救援无力，社会矛盾激化，最终引发了社会动荡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正是“灾害型社会”与人类活动的紧密联系。明末老百姓的生存困境，正是历史对那个时代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的一次严峻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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